郑洞国将军正规配资十大排名，一位对中华民族功勋卓著的爱国将领，在军事生涯的关键节点毅然选择投诚，最终得以享有相对完满的人生结局。
然而，每当回想起长春城被围困时的种种情景，老将军心中仍不免泛起波澜。特别是蒋介石对长春及郑洞国将军下达的四大“指令”，其荒谬之处令人哭笑不得。即便时过境迁，提及此事，郑老将军心中仍交织着复杂的情感。
一、郑洞国首遭反驳
解放战争初期，在东北战场上，国民党阵营中涌现出几位颇具慧眼的杰出人物，堪称中流砥柱，大约有三位或四位，包括杜聿明、熊式辉、郑洞国、陈明仁。至于两位五大主力军长孙立人、廖耀湘，以及六十军军长曾泽生，尽管他们同样才干出众，但在境界与才识上，相较于前述四位，似乎略逊一筹。
杜、陈等人的论述已是众人皆知，无需赘述。今仅就郑洞国昔日的往事一谈。
郑洞国，1903年出生于湖南石门，是黄埔军校一期的优秀学员。在抗战期间，他英勇作战，屡立战功，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。作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，郑洞国担任了新一军的首任军长。1946年，他被派往东北，担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并代理司令一职。郑洞国性格谦和，在黄埔一期学员中尤为难得，他淡泊名利，更专注于本职工作。
他与杜聿明同窗共读，排名却始终略逊一筹于杜聿明，然而他并未对此过分介怀。抵达东北之后，杜聿明担任保安司令长官，而郑洞国则担任副职，他却未曾流露出任何不满，与杜聿明之间的协作更是默契无间。
杜聿明因战事不利，遭陈诚排挤，被迫离开东北。陈诚接任后，依旧无法驾驭林彪，于1948年初黯然离职。随后，卫立煌紧急接手，担任东北“剿总”司令长官，郑洞国继续担任副司令，与刚抵东北的范汉杰一同成为卫立煌的得力助手。
显而易见，东北地区频繁更换指挥官对整体局势并无益处。杜、陈、卫三位将领的战略思维存在分歧，使得东北国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唯有郑洞国，始终对东北全局保持着持续的观察与思考。
1948年伊始，蒋介石萌生放弃沈阳、长春、吉林、四平等重要城市的念头，意图将东北国民党军队收缩至锦州，甚至考虑完全撤离东北地区。卫立煌对此深表异议，遂派遣郑洞国前往南京，亲自觐见蒋介石。
我们所提及的老蒋那四条颇具争议的策略，便从郑洞国亲自觐见蒋介石的那一刻拉开序幕。
郑洞国思维清晰，素来不喜空谈口号，无论谋划还是行事，皆以实情为根本。蒋介石撤离东北的战略意图固然正确，然而当时的局势并不适宜大规模部队向南撤退。
1948年2月23日，郑洞国在南京的牯岭地区与蒋介石会面，详细阐述了当前不宜撤退的种种理由。
蒋介石言：“当务之急，唯有迅速出击方为上策。加之，锦州方面亦能提供支援。还请转告卫总司令，务必设法向锦州发起攻势。”
郑洞国言道：“当前东北大地渐入春意，道路之上泥泞翻浆，加之我军大兵团携带的辎重行李众多，行动上颇感不便。”
蒋介石情绪激动，高声质问：“昔年北伐之际，樊钟秀率领数千精兵，从广东一路征战至河南，你们难道连樊钟秀都不及吗？”
蒋介石向来热衷于高呼口号，以空想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。然而，对于锦州战场的支援策略，以及沈阳、长春两地的部队撤退路线，他却只字未提。
郑洞国无奈返回。
二、第二条馊主意：长春成死局
福无双，祸不单。
郑洞国重返东北，面对国军兵力捉襟见肘，攻防态势发生逆转，难以抵挡解放军的猛烈攻势。在此背景下，卫立煌作出决策，将吉林永吉前线的部队悉数撤回，集中兵力固守长春。
撤退之际，亦不宜演化为溃不成军，务必井然有序地调度，以免给解放军留下可乘之机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卫立煌特地派遣郑洞国亲赴长春，亲自坐镇指挥撤退事宜。
未曾料想，郑洞国刚抵达长春，卫立煌便迅速提议，让他留下来驻守此地，接替梁华盛的职务，担任吉林省主席，同时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，负责指挥新七军以及从永吉撤退归来的六十军，共同坚守长春城。
郑洞国与卫立煌在意见上存在分歧。郑洞国认为，长春地处后方过远，若遭遇围攻，难以持久抵抗。他主张将新七军与六十军这两支主力部队全部撤回沈阳，以此集结更强大的兵力，实现既能进攻也能防御的战略布局。
郑洞国坦言，自己身患疾病，久欲返回后方寻求治疗。然而，杜长官却已先行一步，我唯有在此勉力支撑，已是强弩之末。以我当前的身体状况，实在不宜长久困守长春，若必须坚守，或许可让范汉杰暂代其职，为我分担一二。
卫立煌言道，长春的情势迫在眉睫。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与曾泽生之间关系紧张，唯有您方能将滇军（曾泽生所率的六十军，为云南之师）收归旗下。此外，范汉杰镇守锦州，亦是关键要地，您还得不辞辛劳，对长春多加照应。
卫立煌与郑洞国二人经久商议，不仅探讨了谁将前往长春的议题，更深入讨论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局势。据郑洞国所述，卫立煌深谙军事，且乐于倾听正确的观点。若郑洞国能再坚持片刻，再施加一些劝导，或许卫立煌能够改变先前的决定。即便无法将长春部队全部撤至沈阳，只要迁至沈阳周边，凭借沈阳与锦州的地理位置，亦能找到应对之道。
在关键时刻，老蒋再次提出了一条不切实际的建议，从而彻底扼杀了这一可能性的实现。
蒋介石听闻卫、郑二人的争论，随即来电予以指导。长春，作为东北地区的首府城市，在伪满时期甚至被誉为亚洲之最。若轻易放弃长春，无疑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。长春城池坚固，具备完善的防御设施，具备坚守的条件。一旦失守，日后欲再行夺回，恐怕将愈发艰难。
蒋介石下令，郑洞国被任命为一兵团司令官，随即进驻长春，肩负重任。
郑洞国无奈上任。
郑洞国回忆道，他之所以不愿前往长春，并非因为畏惧生死，军人马革裹尸，乃是其职责所在。真正的原因在于，国军的整体战略布局存在严重问题，不该将原本就已处于劣势的兵力，分割成三部分进行部署。
长春原本是一枚灵活多变的棋子，退路宽广。然而，蒋介石的一番误判瞎指挥，使得长春的国军彻底沦为了被动挨打的困局。
郑洞国最为不解的是蒋介石的反复无常，起初他力主全军撤退至关内，然而此刻却又突然转变，执意要拼死守卫长春。考虑到国际形象，又能有多少形象值得维护？难道仅仅因为不放弃长春，美国就会慷慨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吗？这样的最高决策者频繁改变立场，这难道是正确的做法吗？
三、第三条：添乱
在长春被围困之际，郑洞国曾力图指挥部队进行突围，新七军与六十军亦积极寻求破围之道，战斗意志之坚定由此可见。然而，面对我东野阻击部队的顽强抵抗，国军仅行进数里便士气低落，不得不灰溜溜地返回城内。
东野部队迅速展开围攻，逐步逼近城垣附近的工事，双方的前沿阵地相距仅五六百米。城内民众惶恐不安，终日处于惶惶之中。
在这等关键时刻，首要之务乃稳定军心与民心。郑洞国一方面着手调控粮价，另一方面不断激励军民士气，告诫他们切勿放弃希望。
正当此时，城中怪事频生。长春一度是空军的一部分驻扎地，其家属区日常车辆络绎不绝，人们纷纷携带大包小包的物品，乘坐空运物资的飞机逃离长春。目睹其他军政人员的家属被困无法离去，而空军家属却能轻易逃离，各界人士纷纷对空军开后门的行为表示指责。
郑洞国严厉地质疑空军高层，究竟是谁如此大胆，竟在如此关键时刻公然制造不平等。尽管空军的负责人官职远逊于郑洞国，但因不属于同一系统，他并不畏惧郑洞国的威严，态度傲慢地回应道：“这是南京方面的明确许可，空军自行派遣人员，此事与郑长官无关。”
长春旧景
郑洞国勃然大怒，遂发电报至南京查询，方知此令乃蒋介石亲自下达，旨在空军在向长春运送物资补给的同时，亦可根据情况转移部分眷属，以使各级官员得以稍感安宁。
蒋介石对麾下各级官员与将领的道德操守过于信任，未加详尽考量便草率发布命令，从而为那些追逐私利、投机取巧之辈敞开了方便之门。
在战时，首要之务是稳定局势。若众志成城，同生共死，方能激发士兵们的斗志。岂能容忍有人勇往直前，而有人却借此便利，暗中逃逸？
此令乃蒋介石亲自下达，郑洞国虽心有不甘，却不敢有所申诉。空军战机自此愈发猖狂，无所不为。
不少富裕阶层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向空军官员行贿，将家眷安排上飞机逃离。有钱的得以逃生，而那些无钱的人岂不是只能等死？城内舆论沸腾，纷纷指责空军的不义行为。
不仅如此，诸多军政要员更是趁机利用往返南京与东北的航班，大肆敛取战争之财。
随着围困时间的推移，城中的粮价犹如脱缰之马，疯涨至惊人的程度。原本一斤高粱米只需几元钱，竟飙升至几百元、几万元，最终甚至失控般地攀升至每斤数亿元的天价。货币贬值严重，钞票几乎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。
无奈之下，只得发行新银券，使其成为长春地区的流通货币，同时，原有国府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一并废止。郑洞国向蒋介石提出请求，希望空运一万两黄金至长春，作为新发行大额钞票的保证金。然而，蒋介石对此予以拒绝。
手握粮仓的军政要员们，趁机发现了生财之道。国民党军队及省府机关均储备有丰富的粮食，特别是新七军的存粮，足以维持一年的供应。这些头目便暗中将粮食卖出，换取了数以千万计的法币。随后，他们借助空军飞机将这些法币运往南京、上海、北平等地，兑换成黄金。尽管法币整体上正在大幅贬值，但长春的贬值速度尤为迅猛，以几百斤高粱米换得之法币，在其它大城市竟可兑换成几十两甚至几百两的黄金。
百姓财富被洗劫。
四、大笑
长春陷入重围直至最后关头，郑洞国屡屡尝试却始终无法成功突围。蒋介石心急如焚，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抵达沈阳，企图乘坐飞机飞越长春上空一窥其境。
卫立煌等将领竭力阻拦，坚称长春机场已被共军攻陷，飞机无法安全降落。此外，共军的炮火异常猛烈，以至于运送粮食至沈阳的飞机都不敢降至三千米以下，唯恐遭受炮击。在听到这些情况后，蒋介石才最终放弃了他的计划。
蒋介石为解救该部倾注全力，曾奇思妙想，亲自挥毫题写了一封手令，命飞机将其空投至敌阵。空军飞行员冒险将手令以红布包裹，投掷入城。郑洞国拆阅后，方知仍是要求他设法突破重围。
在困境中寻求突破，却面临重重难关。长春的守军已连续半年未能饱餐一顿，尽管存有粮食，却仅剩大豆。士兵们因营养不足，双腿浮肿，不仅战事难以为继，就连长途跋涉也成为一大挑战。郑洞国为迎合蒋介石的期望，当众展示并宣读了手令，随后郑重其事地安排了一场突围作战的部署。
全军各级将领均洞悉时局，若要成功突破重围，岂能等到此刻？各部队只是装模作样地向封锁线外试探前进数百米，一旦解放军枪声响起，便迅速撤退。
长春方面将手令突围之行动情况上报至南京，蒋介石闻讯后颇感欣慰，原来空军依旧具备精确投递物资的能力。
蒋介石立即召集空军司令周至柔，询问是否有办法动用飞机，将长春城中所有团级以上军官紧急撤离。即便战事不利，这些人亦有望成为日后重建军队的骨干力量。
周至柔表示，机场已被共军控制，飞机无法实施降落，情况颇为棘手。
蒋再问道：“人多势众，处理起来颇为棘手，不知仅救郑洞国一人是否可行？”
周至柔：老问题，飞机降落失败。
蒋提议，能否将一根绳索从飞机中释放，以便将郑洞国吊至空中。
周至柔见蒋介石眉峰微蹙，显露出怒意，遂不敢再提出异议，连声应是。幸而蒋介石此后并未再追询那项良策是否得以实施，周至柔便不再放在心上。
在国防部召开会议，讨论淮海战役的战略部署时，白崇禧、顾祝同、何应钦等将领正热烈讨论，周至柔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随即讲述了这一趣闻。白崇禧的参谋覃戈鸣听闻此言，不禁也笑了起来，好奇地问道：“飞机飞行速度如此之快，岂不是一拖即能把郑洞国拖得筋疲力尽？”
周至柔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郑洞国明知道会被拖垮，难道他会同意让人用绳子将他束缚吗？”
谈及此处，原本庄重的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。众人皆知，那位老者此刻已是心神不宁，方寸大乱。
注重细节、擅长微调，对于中层以下的领导者而言，这样的作风不失为一种优势。然而，在蒋介石所处的层级，每一言每一策都可能左右战略的走向。尤其是在关乎战争前线的事务上，更需谨慎从事，否则，一句失言都可能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。蒋介石未能察觉这一点，最终遭受部下的嘲笑，实属自食其果。
郑洞国心中满是失望，身处这样的统帅之下，作战也只能是每一步都充满未知。1948年10月18日，郑洞国再度收到蒋介石的来电，电文中声称将派遣空军进行最后的轰炸，旨在协助城内守军成功突围。
郑洞国此番不再姑息，立刻回电坚决反对，强调城内守军已勉力支撑至最后一刻，继续轰炸实无益处，反而只会给无辜百姓带来更多的伤害。
郑洞国翌日弃暗投明。
长春围战胜利正规配资十大排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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